75年，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患上重病，毛泽东问周恩来：江山靠谁守

1975年7月的一个深夜，北京的夜风夹着蝉声，西花厅的电话铃突然刺耳地响起。正在批阅文件的周恩来抬头示意秘书接听，几秒后，他接过话筒，只听里头传来毛泽东含混却坚定的低语：“我身体不行了，你呢？”短暂沉默后，周恩来以同样虚弱的嗓音回了句：“还能撑。”这段不足二十秒的通话，被医护人员记录在案，却鲜有人知，它是二人相互打气的最后一次直接对话。

时间倒回到三年前。“九一三”事件的重击令毛泽东精神压力剧增，心血管、呼吸系统轮番告警。1972年初，参加陈毅追悼会后，他突然休克；抢救苏醒时，医务组统计，他在二十四小时内出现过三次呼吸骤停。外界只听到接连不断的“万寿无疆”，实际情况却严峻得多。

同一年，周恩来第一次出现大便潜血。鉴于外交、经济战线亟须有人坐镇，中央医务局决定暂时对本人保密。可周恩来对自身体况心知肚明，他对随身医生摇头：“查出癌症也得干活，总得有人收拾摊子。”至1974年春，膀胱两次开刀、电灼三次，肠道又检出新肿瘤，从腹部到盆腔，病灶像扩散的墨迹，一点点蚕食体力。

毛泽东得知确诊报告后，把病历挪到灯下细看，旁人提醒他注意视力，他挥手拒绝。此前他已被白内障折磨得几乎看不清字，但依旧一页页翻。叶剑英赶来请示治疗方案，毛泽东只说八个字：“全力以赴，不能误工。”随后指示把邓小平请回国务院，给总理减压。

到了1974年秋，毛泽东的双眼仅剩轮廓感。摄影记者为外宾会见布光，刺目的闪灯让他眉头紧锁。周恩来特意嘱咐礼宾司：“三分钟必须灭灯。”并把自己多年佩戴的近视镜交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：“勉强能用，让主席试试。”

那年冬天，一张特制沙发运进西花厅。软硬适中、坐面略低，全是考虑到周恩来术后难以久坐。设计师原本给毛泽东做的，但主席落座片刻便说：“给总理送去，他比我更需要。”不久，周恩来托人回赠一副新做的墨镜，镜腿上刻着“保重”二字。这不是礼尚往来，而是两位老人互相扶持的方式。

1975年8月，毛泽东接受白内障摘除手术。周恩来硬挺着输液管，守在手术区外的等候厅。护士劝他回病房，他摆手：“我要第一时间听到成功的消息。”手术顺利，他靠在扶手椅上，长出一口气，才被人推走。两天后，他给毛泽东写便条：“恭喜复明，盼主席节劳。”落款潦草，却仍留下完整的“恩来”二字。

十月，周恩来再次进刀。医生记录：术中发现广泛转移，肠壁穿孔风险极高。术后第三天，他烧到四十度，仍让秘书朗读国内简报。当听说中东局势有变化，他断断续续地说：“要防石油震荡，抓基建。”医护无奈，把纸写好，他颤抖按下名字，算是批示生效。

十二月的一个清晨，他突然清醒，低声问卫士：“主席今日可好？”得到“平稳”二字，他闭眼点头，心率回落。床头贴着一枚毛泽东像章，反光斑驳；每当意识模糊，他总会伸手摸一摸，似在确认某种依靠仍在。

1976年1月8日凌晨3点55分，监护仪发出长音，周恩来生命定格。消息送至中南海，毛泽东倚在床头，丢下手中文件，仅说了一句：“知道了。”当晚，他没有再翻书，也没有让护士读报，只是望向窗外，一坐就是四小时。次日，中央文件递来悼词，他颤抖着红笔，在“主席”处划了一个圈，算是认可。张玉凤试探：“要不要瞻仰遗容？”毛泽东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膝盖：“走不动了。”

追悼会当天，电视实况转播，毛泽东坚持全程观看。画面中，哀乐低沉；画面外，他的眼泪顺着面颊滑进枕头，很快湿成一片。护士递来纸巾，他摆手拒绝，像不愿承认自己再无办法为故人做点什么。

此后数月，毛泽东拒绝大部分治疗，只留下支持呼吸和心脏的药物。他批阅文件的时间反而增加，每当有人提及批评周恩来的言论，他总放下文件，字正腔圆地说：“攻击总理，人民不答应。”这句话被值班记录员三次划红线，成为最后几份谈话纪要的核心句子。

9月9日凌晨，毛泽东病逝。守在病房门口的警卫们知道，这一天迟早会来，却没人想到，距离周恩来离开，仅仅八个月。两位领航者以相似的方式谢幕，留给后人一纸问题——“江山靠谁守？”答案并非写在某份公文，而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里逐渐明确：制度的完善、班子的接续、人民的选择，共同回应了那一夜深深的担忧。

曾经，他们俩用半个世纪把理想变成现实；去世前，他们把最后的视线留给彼此，以及他们从未放下的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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